唐山的交大记忆——电视纪录片解说词脚本(下集)

1920年，从美国学成归国的茅以升，应邀回唐山母校任教。在美国的四年时间里，茅以升先后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卡耐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时他年仅25岁。此时的唐山路矿学堂，已更名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此后学校十多次更名，但唐山交通大学这个名字，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最通用的校名。对学校而言，每一次校名的变更，都是一次命运的转折，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所学校像唐山交大一样，如此颠沛流离，历经磨难。岁月流转，几度沧桑，一代代青年才俊的读书声，响彻漫漫时光，唐山记忆，记忆着一所学校的背影，记忆着一座城市的文化乡愁。

1920年12月14日，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向总统徐世昌提交呈文，倡议将交通部所属的四所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道管理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合并为一所学校——交通大学。

他在呈文中说道：“国家实力之展拓，以交通之发达为始基，而一切事业之设施，尤以人才之适用为先着，是交通与教育二者倚伏相同，关系至密。”叶恭绰的倡议获得了徐世昌的批准，并担任首任交通大学校长。

随着交通大学组建成立，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改为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后又更名为唐山交通大学。

1921年，学成归国不久的茅以升，被聘为唐山交大的副主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四月一日，交通大学成立，叶校长颁开幕词。罗师与我就唐校主任及副主任职。

茅以升笔下的罗师，就是罗忠忱，曾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是唐山交大历史上第一位中国教授，茅以升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正是恩师罗忠忱教授“隔海传书”，力邀他返回母校出任工科教授。

这一年，茅以升将母亲和家小从南京接到唐山，居住在校园内。后来，茅以升先后四次出任唐山交大校长，对学校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茅以升一家迁居唐山时，唐山已经发展为一座拥有近10万人口、商业繁荣甚至带有一些现代感的城市。

唐山市内，住宅林立，街巷纵横。

唐山矿北门外的乔屯一带成为矿工、商贩和其他外来人口麇集的住宅区，而南门外以“小山”为中心正发展为日趋繁盛的商业区。

1912年，开平矿务局与创建于1908年的北洋滦州官矿公司合并，组成开滦矿务总局。开滦联营后，唐山地区出现了当时中国完全采用机器采煤、实力强大的近代企业集团。到20世纪20年代，开滦煤矿已拥有四五万名矿工，培育出一支以工资为生的产业大军。

崛起中的唐山也是一座富有开放性的城市。

借助最早采用西方技术和设备的煤矿，唐山已经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

当时曾有18个国家、500多名外籍人士在唐山工作和居住。日后成为美国第31届总统的胡佛，年仅25岁时就来到唐山，担任开滦煤矿技术顾问。

今天，开滦档案馆依然保存着当年的一些档案。这些档案均用英文书写。当时在开滦的外籍职员，均由企业拨付名为“语言补贴”的经费，用来学习中文；而中国职员也都把英语当作一种职业语言。

唐山交通大学就坐落在这座新兴的工业重镇，蓬勃发展的工矿业，使学校的发展占据了先天优势；繁盛的商业、逐步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也为师生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兼容并蓄的城市文化同样影响了唐山交大的精神气质与学术性格。

一堂弦歌，桃李芬芳。唐山交大将在唐山度过它难以忘怀的岁月，并与这座城市缔结下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

回母校执教的茅以升，不仅是唐山交大也是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

校友们回忆说，每当茅以升教授讲课，“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但课堂的秩序却特别好，只能听得见茅老师的讲课声和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声音”。

茅以升返回母校前后，一批留学海外的归国学者相继来到唐山，1923年8月，当年曾与茅以升一起考取官费留学的黄寿恒，在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后，返回母校任教。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唐山。

黄寿恒和罗忠忱教授两家共住一栋二层楼。每到夜晚，楼上的灯便是两家沟通的信号，灯开着说明黄家还有人没回来，灯灭了罗家就可以把大门锁上了。

罗教授讲课条理清晰，分析严密，加上如行云流水般的英语，使学生如沐春风。自1912年任教职以来，他的门下走出了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工程技术人才。

李汉(原唐山市政协主席)：

那个罗忠忱，最老的老教授了，他说我头一堂课跟你们用中国话讲讲，以后咱们在教室里面没有中国话了，全部是英文的，书本也是英文的，作业用英文，这样子就完了，它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求你看原文书籍，能看懂原文书籍，能好好学习，不要用二手货。

唐山交大1932届学生、后来成为著名水利专家的黄万里对罗忠忱教授一直敬重有加。他后来这样评价说，“曾在学十九年，承恩中外师长不啻百人，然于教诲恳切，授法精湛，任职认真，六十年如一日，盖未有出吾师之右者”。

茅以升也曾回忆说：“如果说对我有重大影响的好老师，不是别人，正是罗忠忱教授。”

林霞(罗忠忱外孙女)：

我这还留着，他仅存的两件衣服，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我看着它还是感到非常亲切，我外公是在美国上的大学，受的都是西方教育，但是在生活上他还是比较传统的，在我记忆里，他平时穿的都是，里边是白的，白上衣白裤子，都是马褂、过去的马褂，外边套着一件长衫，冬天的时候，这是夹裤，这也是属于咱们中国最传统的裤子，但是他感觉穿着特别舒服，所以说，在我记忆里头，平时他还是穿中国衣服最多。

在唐山交大，罗忠忱的家是教授们时常聚会谈天的地方。除了同住一楼的黄寿恒，经常来罗家做客的，有伍镜湖、李斐英和顾宜孙。

伍镜湖和罗忠忱一样，都是唐山交大第一代用英文授课的华人教授。他13岁即赴美留学，毕业于纽约州伦塞勒工科大学。1915年，他受邀来到唐山，成为讲授铁路工程专业课的第一任中国教授。

李斐英也是留美归国教授，主要讲授英语。据说，他对学生的英文书写要求非常严格。学生写作的作业中，每出现一个拼写错误就要被扣掉20分。

今天，在西南交大的图书馆里，仍然可以看到当年交大学子用英文写作的论文和读书笔记。不难看出昔日学生们严谨的学习态度和熟练掌握英文的水平。

经常在罗家聚会的五位教授中，最年轻的是顾宜孙。他和茅以升、罗忠忱一样，也毕业于康奈尔大学，24岁就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罗家的客厅里，五位教授品茗畅谈，空气中时常夹杂着他们欢快的笑声。

罗家客厅这谈笑风生的一幕，随着岁月流转，永远沉淀在唐山交大学子的记忆中。

五位曾经求学于大洋彼岸的教授，以他们深厚的学养和道德修为，赢得了唐山交大师生的崇敬与景仰，被尊称为“交大五老”。

“五老”之外，当时还有一批学术精湛的学者执教于唐山交大，一时间，唐山交大大师云集，群贤毕至。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教师是大学的灵魂，有一流的教师，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正是依靠一支具有大师级水平的师资队伍，依靠他们的言传身教，唐山交大形成严谨求实的学风，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英才。

葛昌纯(中科院院士)：

那个时候唐山交大的名气实际上比清华还高。怎么见得呢，那个时候黄万里当时他就考上了清华，也考上了唐山交大，他选择了唐山交大，所以唐山交大是在土木建筑，还有冶金，就是矿冶上，应该说是全国第一的。也是最早的，也是全国第一的。

关于唐山交大的学习生活，1933届毕业生邹良严回忆说，每天晚自习从晚间七点持续到晚上十一点，共四个小时，可“大多数人都觉得课业太多，温习不完，还是争取早起、晚睡和利用课堂间隙时间去学习。清晨深夜在树林中有人学习，在花丛中也有人学习；整个校园中充满学习空气。”然而，即便是如此努力，也并不是每个在唐山交大读书的学生能够顺利。

张雪永(西南交通大学原档案馆馆长)：

我自己做过一个统计，从1907年就是复校唐山之后的第一届入校的学生，一直统计到1933年，也就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毕业的这二十几届里，每一届的毕业率都不高，我平均算下来只有53%，也就是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学校招收了1441个学生，但是只毕业了763个。

优秀的师资，严谨的学风，使唐山交大很快便拥有了极高的声誉，也吸引着众多青年才俊。

1927年，年仅15岁的林同炎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和唐山交大，但他还是选择了唐山交大土木工程科。

后来，林同炎长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被授予终身荣誉教授。

鉴于他在预应力混凝土研究和应用领域的杰出成就，1969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该学会的预应力混凝土奖命名为“林同炎奖”。这是美国科技史上第一次以华裔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科技奖项。

比林同炎晚两年入学的土木系的一个班，只有33人，却培养出了4位院士，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极为罕见。他们是严恺——中科院院士，水利工程和海洋工程专家，河海大学前校长；张维——两院院士，固体力学和结构力学专家，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深圳大学首任校长；林同骅——美国工程院院士，航空工程专家，冯卡门奖获得者；刘恢先——中科院院士，结构工程和地震工程专家，曾任中科院工程力学所所长。

从1905年到1937年，从唐山路矿学堂到唐山交通大学，学校在唐山度过了32年时光。这是竢实扬华、自强不息的32年，也是人才辈出、蜚声中外的32年。

三十载唐山岁月，奠定了唐山交大的学术声望，培育了唐山交大的学风和精神传统，凝结成难以磨灭的“唐山记忆”。

然而，就在教授们教书育人、学生们刻苦攻读之际，战争驱散了和平，侵略者的枪炮声淹没了读书声。

1937年7月，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7月17日，日军占领了唐山交通大学。学校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仪器设备，文书档案被洗劫一空，从此交大师生们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流亡之路。

1937年12月，星散于各地的唐山交大师生，聚拢在湖南湘潭，借助一间刚刚完工的车站票房，恢复了已中断数月之久的学业。

但对他们来说，战乱流离仅仅只是开始。

随着战事吃紧，武汉沦陷，1938年11月，唐山交大师生在湘潭上完最后一课，再度内迁。

衡阳，桂林，柳州，河池，这一路，头顶是频繁穿梭的日本战机，脚下是跋山涉水的漫漫长途。

1939年2月，师生们经过长途跋涉，进入贵州，抵达平越。到达平越时，正是旧历新年的前夕。

平越，今天已经改名为福泉，是贵州中部的一个小山城。在这里，漫长的流亡之路终于告一段落。

徐采栋(原贵州省副省长)：

它这个县政府的大力帮忙，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什么大学，现在交大也搬到来这呀，我们就是很高兴，帮助我们县里的文化，加速我们文化的发展，所以表示欢迎，还腾了很多房子啊。

今天的福泉中学就是在当年唐山交大的旧址基础上修建的。

唐山交大因陋就简，在破旧的房子里开始复课。藜峨山下，犀水河畔，焚膏继晷，弦歌再续。

当年，平越县城很小，南北向只有一条直街，长不过一公里。这里没有电灯，没有汽车，甚至听不到广播。

有校友回忆说：“平越距贵阳虽仅百余公里，因为无电，收听不到广播，读的是半个月前重庆出刊的报纸。交通工具除滑竿外，就是每人的两条腿了，所以市声寂寂，灰尘全无。”

就在这样一个闭塞寂寞的小城，唐山交大却驻足6年之久。在这期间，茅以升的三个女儿也随父亲一路奔波，来到了平越。

茅玉麟(茅以升女儿)：

三姐有一个回忆说，过去的时候他很少见到父亲，因为他造桥，总总的事件忙的不可开交。但是到了这块虽然生活一落千丈，我们生活质量在这可能是一落千丈，但是我们有非常就是甜美的这种幸福，就是他写回忆上说的，为什么呢？能跟父母家人能够在一起。

对交大学子来说，平越时光是永难忘怀的岁月记忆。

一位名叫汪锡民的校友这样追忆：“尽管当时经济物质均极困难，许多人流亡西南，家无接济，但在山区陋室，桐油灯下，仍能孜孜不倦，刻苦攻读，苦中自有一番乐趣。”

徐采栋(原贵州省副省长)：

工程画还是跟以前一样，当时晚上没有灯，用柴油灯，柴油灯靠近，怕柴油灯液泼到那个纸上，这个……很大，你不点那就看不大清楚。所以晚上都是点那个油灯来画图。

李汉(原唐山市政协主席)：

睡觉那就很简单了，那一个大屋子住十好几个人，一二十个人都有，那它没有小房间的，大的房间、好的房间都留给教室，当教室用。

在山明水秀、古风犹存的平越小城，学子们也终于可以暂时安顿下他们颠沛流离的身心。

有校友回忆说：“平越虽小，却绝不平淡。城内外遍植桃李，一到作花的季节，艳红嫩白，满目云蒸霞蔚。南门外有三江口，葛镜桥，西门外有燕子洞，是平越同学念念不忘的共同记忆。”

烽火连天，四方多难，唐山交大培育的人才依然层出不穷。平越期间，培养的院士、知名专家达28位之多。

山河摇曳、国难当头之际，唐山交大和当时内迁的许多著名学府一样，以默默耕耘的姿态，以坚不可摧的意志，为国家造就人才，为民族保存和延续着一缕文化的香火。然而平静不到6年的校园，再一次被战火波及。

1944年11月，侵华日军相继占领桂林、柳州、南宁，进逼贵州独山。平越校园已经隐隐可以听见日军的炮声。唐山交大的师生被迫撤离危在旦夕的平越，又一次踏上流亡的路途。

1945年1月3日，先期抵达重庆的罗忠忱教授选定了位于市郊的丁家坳作为复校的地点，此前，因为滇缅公路有桥梁问题难以解决，茅以升被调往云南，因此校长一职改由罗忠忱教授担任。今天的丁家坳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镇，而在当时只是一个简陋的农庄，学生们回忆说，在战时有栖身之地并有书读，还能奢求什么呢？但当时并没有人想到，他们将在那里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丁家坳。已在这里复课的交大师生提着灯笼，举着火把，游行庆祝。

也是在这一年夏天，在极其困难的学习条件下，又有郭可詹、林秉南等十余名考生考取了官费留学，赴英美等国深造。

1946年6月，学校送走了万里流亡期间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开始踏上返回唐山的长途。

师生们从丁家坳出发，经绵阳北上，翻过秦岭，沿陇海路到徐州，南下抵上海。然后由上海乘轮船北上，在秦皇岛登岸。经过65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回到阔别9年的唐山。

1949年10月1日，历尽颠沛流离的唐山交大师生和唐山这座城市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校拥有66名正教授，与在校学生人数之比为1比17。也就是说，每17名学生就能受到一名正教授的直接指导。

教师中留学美国的有42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各类相关学科的奠基者或带头人。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实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

唐山交大的冶金系被并入北京钢铁学院，采矿系分别被调至中国矿业学院和北京地质大学，化学工程系则并入天津大学。

土木工程系水利组的黄万里教授以及其他水利组的师生也被调到清华大学。

唐山交大一半的系科被剥离，学校实力受到削弱，唐山交大也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

刘文熙(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原来这个老的唐山交大是按照欧美的模式来办学的，用的是英文教材，也有曾经有过很多外籍教师，办学模式是按照通才培养，宽口径的通才培养，经过院系调整以后，变成纯粹的专业人才，专门人才。

唐山交大以其巨大牺牲，支援和帮助了新建院校，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新布局与统一规划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已经成为了一座隶属于铁道部的铁路专门院校，但在铁路建设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到铁道科研系统上，它的教育水平在当时都是遥遥领先。1963年，唐山铁道学院依然被列入全国64所重点大学之一。

李文辉(华北理工大学教授)：

我们当时上海到唐山来的时候，有一列火车，其中两节，一节是我们唐山铁道学院的，另外一节就是清华大学的，这两节车厢我们都是同学，我们聊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唐山铁道学院的考分一般不比清华大学的低。

大规模院系调整的这一年，富有远见的唐山交大在电机系创办了“电气运输”专业，专门为铁道电气化培养技术人才。

当1956年培养出第一届毕业生时，中国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正在建设之中。这批毕业生成为中国铁路电气化的开路先锋和技术骨干。

院系调整后，在唐山又度过20个春秋，唐山交大再度迎来巨大的命运改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中西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

1971年，为支援“三线建设”，唐山交大整体搬迁到千里之外的四川峨眉。

结束了在唐山办学的历史， 1972年唐山交通大学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数百名师生，从沿海的工业城市，来到了这个当时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小山村。

唐山交大走了，留给唐山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校园，但有些人却永远留在了这座城市。

1954年，李斐英病逝于唐山，享年66岁；1969年，黄寿恒病逝于唐山，享年73岁；1972年，罗忠忱病逝于唐山，享年92岁；1974年，伍镜湖病逝于唐山，享年91岁。

当年的“交大五老”，有四位长眠于唐山。

遗憾的是，留在唐山的交大校园，以及它那些恢弘壮丽的建筑，都毁于1976年那场著名的大地震。

遭到摧毁的，甚至是整座唐山。

百年唐山在重建中重生，在重生中再度崛起。

虽然今天已无从寻觅唐山交大的遗迹，虽然这所著名的学府已离开了唐山，但昔日的一堂弦歌，曾经的芬芳桃李，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当矿井、铁路、蒸汽机车构筑起唐山作为中国近代工业摇篮的历史，那风雨中隐隐传来的读书声，则熔铸为这座城市永不磨灭的文化之魂。